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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版《使女的故事》上演?关于堕胎到底在争论些什么

发布日期:2022-06-22 09:01   来源:未知   阅读:

  有人说美国正在上演《使女的故事》,女性被迫成为生育的工具。其实,在美国关于堕胎权的争论由来已久,只是最近又被骂上了推特的热搜第一。

  在5月2日,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ilitico披露,最高法院的内部草案表明,以保守派为主的官试图推翻在堕胎权斗争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伊法案”,取缔对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障,交由各州法律自行决定。

  保守派官塞缪尔·阿利托在这份意见稿中称,罗伊法案“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美国宪法既没有提及堕胎权,也不禁止各州采取限制堕胎的措施,因此“是时候遵从宪法,把堕胎问题交给民选代表自行决定了”。这一内部草案如果真的最终被投票通过,那么将意味着美国将推翻49年前宪法保障的妇女堕胎权利,这无疑是历史的倒车。

  虽然最高法院在3日回应,称该草案不代表最终判决,但是泄露出的内容已经在美国国内掀起轩然大波。2日晚间,人对阿利托的这份“多数派意见初稿”爆发强烈抗议,各地更是涌现堕胎权支持人士的抗议活动。一位15岁的女孩呼吁,自己的身体应当自己做主,绝对不能让政府控制自己的身体。而一些网站上已经开始公布自制堕胎药的配方,以及购买堕胎药的途径。很多女性以及支持堕胎权的群体在美国各个城市和法院面前抗议,甚至引发了暴力冲突。

  他们发声:如果堕胎被视为非法,将有更多的女性死于‘非法’堕胎;如果女性被迫生下自己无力抚养或是强将犯的孩子,这会毁了女性和孩子的一生;更根本的是,女性理应享受对自己身体做出决定的尊严和自由。对于美国而言,堕胎不仅是一个伦理、神学或者医学问题,这次的事件更主要是和共和党的争斗。支持堕胎,而共和党反对堕胎权,两党为了拉选票,会试图影响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

  虽然最高法院官不能公开表露自己党派立场,但是他们均由总统任命,也分为保守、中立、自由等派别。在特朗普任期内,他任命了三位保守派的官,使得最高法院中保守派占2/3。这次的内部草案如果真的投票,无疑保守派会占上风,也就是共和党的胜利。

  其实,这次事件并非没有先兆。在三年前,美国阿拉巴马州议会就通过了禁堕胎法令。该法令禁止任何阶段的堕胎,被性侵者和近亲通婚怀孕者也不例外,帮助堕胎的医生最高可被判99年监禁。当且仅当需要挽救孕妇生命时,堕胎才能得到许可。在去年9月,德克萨斯州也实行了反堕胎法,它不仅禁止孕妇在怀孕6周后堕胎,因强奸或受孕也不例外,甚至设立了“有奖起诉制”,鼓励陌生人互相检举、起诉。

  而一般女性通常在一个多月没有生理期之后,才会怀疑自己是否怀孕,这时很可能存有侥幸心理再等上一两周,很容易就超过了六周。显然,德州这一政策几乎等同于剥夺了女性的堕胎权。

  作为一个法治国家,美国各州的法律虽然可以自行制定,但都必须以符合宪法精神为前提。近年来很多保守州限制堕胎的禁令,显然违背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妇女堕胎权的曾经判例,也进而违背了美国宪法的精神。

  我们中国人可能很难理解国外对于堕胎的争议,但肯定或多或少听说过天主教认为堕胎是谋杀,以及最近几年的新闻时不时爆出某国某地区又推出堕胎禁令的消息。这是“生殖权利中心”于去年2月统计的全球堕胎法律与地图,它根据限制妇女堕胎的严苛程度,将各国分为了五个类别。

  其中,深红色的国家和地区意味着,妇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被允许堕胎,即使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胁;橙色的国家和地区,其妇女只能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堕胎;黄色的国家和地区,其妇女只能在健康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堕胎;浅蓝色的国家和地区,其妇女可以凭借广泛的社会或经济理由堕胎。

  而蓝色的国家和地区的妇女,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要求堕胎,前提是有孕期限制,最常见的孕期限制是十二周。这一档的育龄女性占全球36%,但是不同国家的严格程度也有不同。即使在堕胎法律最开放的这些国家中,

  其实,我们生在中国,难以想象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女性堕胎的限制有多么大。而美国之所以属于蓝色这一档,正是源自1973年的罗伊法案,如果罗伊法案被推翻,那么从宪法层面美国就否定了女性的堕胎权。从罗伊法案的最终判决以及双方的辩论中,我们或许能够了解美国关于堕胎的争议所在。

  罗伊堕胎案在美国法律史上第一次从宪法角度承认了女性的堕胎权利与自由。然而如果仔细看罗伊案的判决书与法官意见,我们会发现对于美国人来说,任何权利与自由都来自于宪法,而权利与自由也是有限度的,受制于联邦州的利益。在此案中,孕妇的隐私权、胎儿的生命权以及联邦州的管制权是争议重点。

  在1973年,德克萨斯州和当时美国大部分州一样,规定“凡实施堕胎均属犯罪,除非为了为救母亲生命由医生建议堕胎”。对此,一位怀孕的单身妇女简•罗伊(化名),以及一位外科医生、一对夫妇提出了诉讼,指控德州堕胎法不符合美国宪法。美国1970年支持堕胎的游行

  起诉者认为,堕胎权的宪法依据是妇女的隐私权,它表明,个人权利是“基本的”和“绝对的”自由,妇女有权利选择终止怀孕。对这种选择的否认会对妇女造成种种伤害,比如对妇女身体和心理健康的直接伤害、对她未来生活的伤害、未婚母亲的持续烙印等等。

  然而,最高法院不认为妇女有权利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用任何理由终止怀孕。因为各州同样受隐私权保护,并在某些领域具备管制权。各州有权保护健康、维护医疗准则、保护潜在生命等。进而,妇女的隐私权要受到重要的州利益的权衡。一方面,德州认为,“胎儿”是一个“人”,进而胎儿的生命权受宪法保护。但是,法院认为宪法对“人”的解释都限制在出生之后,而不包括出生前。而且,在19世纪,美国的堕胎比1973年更加自由,这也表明宪法中“人”不包括胎儿。

  另一方面,妇女的怀孕也不能孤立的被视为个人隐私,她怀着一个胚胎,随后是一个胎儿。在这一过程中,它涉及到了母亲的健康和潜在生命的健康,所以,州在某一时期开始介入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妇女的隐私权在怀孕中也会有变化。

  对于胚胎什么时候算作“生命”,医生、哲学、神学等专家都没有一致意见。比如大多数医生认为,怀孕七个月后胎儿就可以离开母体存活,而天主教认为怀孕就意味着生命产生。不过在法律上,未出生者不被当作整体意义上的“人”。1973年对罗伊案结果的抗议

  1)在怀孕三个月之内,堕胎的死亡率通常低于生产的死亡率,孕妇和医生可以自行决定和实施堕胎手术。

  2)怀孕三个月之后,州可以基于对孕妇健康的保护,对堕胎的条件进行合理的规定。但是堕胎属于一个医疗方案,医生有最基本的决策权。

  3)在怀孕七个月之后,州为了保护潜在生命的合法权益,可以选择禁止堕胎,除非根据医学判断,为了保护母亲生命和健康不得不堕胎。

  这一判决考虑到了各方的利益、医学和法律的历史和现状、案例法的宽容风格以及现代社会的要求,也成为美国宪法史上最重要的案件之一,自此,妇女的堕胎权受到了宪法的肯定,尽管各种具体的争议一直不断。

  在罗伊案之后的十几年中,美国联邦政府多次要求最高法院推翻罗伊案的判决。1992年,凯西向法院对宾夕法尼亚州提起诉讼,认为该州的控制堕胎法案违宪。而最终联邦最高法院认可了宾夕法尼亚州法案的大部分内容,同时维持了罗伊案的判决。

  虽然凯西案被很多自由派视为堕胎权的倒退,因为最高法院似乎对堕胎权可行使的时间段施加了更严格的胚胎可存活性标准,而且放宽了政府在堕胎限制上的要求。

  然而,凯西案的判决其实增强了罗伊案的宪法论证,即堕胎权在根本上属于个人自主,而不仅仅因为堕胎权在隐私权的范畴之内。

  在这一案件中,最高法院强调了妇女的个人自由。宪法的承诺是,政府不得干预关涉个人自由,自罗伊案以来,宪法不允许州干涉个人最基本的决策权、家庭和父母权以及身体的完整权。美国首位女性官奥康纳当时在职

  当时的官们普遍从道德上不赞成堕胎,但是他们从法律上支持保护个人自由,认为“公民的有关婚姻、生殖、避孕、家庭关系、孩子教养等个人问题的决策权,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隐秘最个人化的决策,关系到一个人的尊严和自由”,这些都受到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保护。

  虽然堕胎会对妇女本人、实施手术的医生、配偶、家庭和社会还有潜在的、被夺去的生命造成影响,因而不只是孕妇一个人的私事,但是州还是没有权力去限制它。因为,“妇女的自由决策权在这里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必须保护这一点”。

  最高法院强调了妇女在堕胎决定时的权利与她所遭受的旁人难以理解的影响。怀孕的母亲不得不承受焦虑、疼痛以及其他身体上的不适,这是其他人难以体会的。妇女怀孕时不得不承受这样的牺牲,但这不意味着妇女必须做出这种牺牲。尽管如此,妇女的自由也不是完全不受限制,因为州也有保护潜在生命的合法权利。进而,凯西案中否认了州在妇女怀孕前三个月完全不能管理堕胎的限制,但前提依旧是,妇女在怀孕七个月之内有独立的最后决策权。

  而且最高法院否认了堕胎必须征得丈夫同意的法案,因为州不能授予丈夫权利监护妻子,丈夫没有权利在妻子做出个人选择之前要求妻子须征得他的同意,丈夫对潜在生命的权益还不致于超过妻子的自由权利。

  对罗伊案的维护意味着,州对于(潜在)生命的保护不能超越个体的自由。在当时,尽管对于堕胎问题,社会上已经更加宽容,但是分歧依旧存在,许多州不断重复着立法——诉讼——封停——失效——再次立法的循环。然而,罗伊案和凯西案一直没有被推翻,尽管凯西案在争议下花费大量篇幅论证了罗伊案的合理性。至于这一次最高法院是否会推翻罗伊案判决,只能由时间来体现,不过,美国内部对堕胎权的争议依旧会持续下去。

  在这里我们引入另一个参照,德国同样处于对于堕胎最为开放的国家行列中,然而,当我们考察德国的堕胎法时,会发现它也绝不是无限制地允许妇女堕胎。不同于美国着眼于权利,德国法律关注的是生命的价值。

  在1974年,西德联邦宪法法院首次就堕胎问题以及“何时才应对人类生命加以保护”这一问题作出了详细的说明。此前,德国联邦议院以微弱的多数优势通过了“期限规定”,它意味着在怀孕12周以内发生的堕胎原则上不违法。

  而1975年2月联邦宪法法院宣布,“期限规定”违宪,理由是因为它违反了胚胎的生命、身体完整权以及人性尊严的不可侵犯性。

  法官在这一判决中提出的、关于生命和尊严保护的基本法定义至今仍被频繁地引用:“存在人类生命之处,他就具有人性尊严;至于(人性尊严)承载者是否意识到这种尊严,以及是否知道如何保护这种尊严,并不重要。自始在人类存在中所具有的潜在能力,足以建立人性尊严。”作为妥协,德国联邦议院在1976年通过了修正的事由规定,给出了四种孕妇可以堕胎的情形,包括医学事由、犯罪事由、胚胎病变事由、或所谓的紧急情形事由。这还是为孕妇在孕期堕胎留下了空间。

  到了90年代东西德统一后,必须制定统一的堕胎政策。于是1995年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修正的、附咨询义务的期限方案,这一法案也延续至今。

  德国刑法对于产前生命的保护,着眼点并不是未出生生命的主体性权利,而是一种阶段式的价值体系。根据胚胎的发育状况,人类生命受到了不同的阶段性保护。按照德国多数人的观点,自着床以后对生命的阶段式保护意味着,未出生生命的价值会随着它的发展程度而不断提高。

  从德国刑法中自卵细胞、精子阶段开始,一直到真正意义上出生时不同阶段的划分和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刑法的严谨性和独特性。在卵细胞受精之后,就需要判断卵细胞是否处在主要的生殖器官、输卵管或子宫。处在子宫内的、受过精的卵细胞并未受到特别的保护,而体外受精的卵细胞则落在《胚胎保护法》内,并在此阶段受到严格的刑法保护。

  而在受过精的卵细胞着床在子宫后,就受到《德国刑法典》第218条及以下条文的保护。这意味着在着床之后的堕胎行为才会被处罚,而事后避孕药或者宫内节育器等阻止卵细胞着床的行为,不被视为堕胎。

  堕胎的不可罚依旧取决于期限规定以及事由规定。虽然期限规定表明,孕妇怀孕不超过12周,且对医生出示特定凭证后才能堕胎,但是事由规定使得妇女因强奸怀孕或者存在身体和心理负担时都能够堕胎,而不会构成犯罪,即使胎儿在子宫内已经具备生存能力也是如此。德国关于堕胎的电影《二十四周》

  最后,刑法规定,自出生开始,胎儿就不再是未出生的生命,而是人类。所以德国法律也会讨论何时为出生开始,比如在手术分娩中,打开腹壁和开始麻醉哪一刻算出生开始。因为在出生之后,医护人员造成的婴儿死亡就算作杀人罪而非堕胎罪。

  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的法律层面,不同国家对堕胎行为的理解和界定虽然有所区别,但是堕胎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也是女性解放运动所争取的权益之一。

  个人自由还是生命至上?你怎么看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动向?又怎样理解堕胎涉及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欢迎在留言区聊一聊,小北将挑选2位幸运读者,赠出本期主题图书《医疗刑法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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